白锦御

「伪装者」「楼诚」老头

小时候,男孩一直随外婆住在乡下,直到上学之后才被母亲接回城里。那时候,十年浩劫已经进入了最后两年,男孩有幸,没见过这场"革命斗争"最凶恶的一面。但那个时候,街上还是不太平的,红卫兵里也分派别,几个派别之间斗得厉害,据说在有些街区还动了枪。
男孩家住的地方相对太平些,旁边是小学,周围住的很多也都是学校里的老师——那个时候的小学老师学历都不高,但也都还算是念过书的知识分子。大家在学校是同事,回家又是邻居,关系都很亲近。只一处不好,如果他们这些孩子有人逃课被邻居看见了,这家父母不等进家门就能知道消息。
这一大群邻居里,有一个人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这人是个老头,六十出头的样子,就住在男孩家对门——说是对门,其实男孩家和老头家就在一所房子里,一个门进出,还合用着一个厨房。
老头是个"右派",具体是什么意思他那时候也不明白,就从小人书的故事里隐约了解到这不是什么好词——书里头,"地富反坏右"的形象无一不是青白脸色,佝偻身体,一副猥琐邪相。老头当然不是那样的相貌,甚至正好是书中形象的反面。男孩不知道老头以前是做什么的:老头向来笔挺的腰背像是军人,但身上却又带着一丝文质气息,感觉他比附近住着的老师们更像知识分子。然而,孩子们依然怕他——他们从"右派"这个他们不甚明了的词里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
男孩也怕老头,但因为他们住在一起,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倒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退避三舍。
老头大概是个挺有地位的人物,在这动荡年月里,应该也是受了保护——"右派"归"右派",他的生活水平却是比周围人都好。当然,这是许多年以后,男孩回想起老头时所做的推测。在当时,男孩唯一注意到的,是老头吃的比自己家好。
男孩的父亲是大学教授,母亲是小学校长,工资都不算低,但在那个年月,什么都要票:粮票,肉票,奶票......每个月就那些,再多的有钱也买不到。食材本来就少,母亲也不乐意费那心思,那时候,他饭盒里装的最多的菜就是黄瓜炒鸡蛋,拿到学校里热过了,再打开就是一团黏糊糊绿油油的玩意——直到现在,他见着黄瓜炒鸡蛋依然恶心得不得了。
跟男孩家比起来,老头家里吃的东西要丰富很多,男孩记得最清楚的,就是老头经常炸年糕吃。年糕本就不是寻常人家常常能卖的吃食,更何况油炸这样奢侈的做法——油也是限量的,许多人家为了多得些油,卖肉时还专挑肥肉多的,拿回家熬成猪油。不过老头炸了年糕也不会一顿吃完,剩下的就搁厨房在碗柜里,于是男孩每次经过厨房,总是忍不住盯着碗柜,挣扎半晌。
最终,男孩还是无法抵制食物的诱惑,打开碗柜,拿了一块年糕,塞进嘴里。焦脆的外皮裹着内里软糯的年糕,油香和米香在嘴里蔓延开来,男孩舔舔嘴唇,终于忍不住拿了第二块。
碗里的年糕只剩下一块的时候,男孩终于意识到自己吃得太多,会被老头发现,可吃都吃了,还能怎样?他只能在心里祈祷,老头会把消失的年糕当成是老鼠的杰作——虽然他从没在厨房里见过老鼠。

男孩忐忑不安地进了屋,忐忑不安地坐在饭桌上写作业,忐忑不安地听着老头走进厨房,打开碗柜。
但老头什么也没说。等到他开火做饭,哗啦哗啦地炒过菜之后,他依然什么也没说,端着饭菜回房去了。

以后的几天,男孩经过老头家门口的时候,总会走得特别快,生怕老头忽然出来,质问他是不是偷吃了他的炸年糕。但老头一直没有问,仿佛他压根没发现有人偷吃。
又过几天,老头又炸了年糕,男孩经过厨房,闻着油味,吞了吞口水,也不敢和老头打招呼,逃也似的钻进了家门。
第二天上学之前,男孩忍不住又打开了碗柜:装年糕的碗还放在原处,这次老头剩的比上次还多。
食欲又一次控制了男孩,不过这回他学乖了,管着自己的嘴,稍微少吃两块,剩的刚好够盖住个碗底。
老头似乎依然没有发现。

老头和男孩仿佛形成了一种默契——老头每次炸年糕,都把剩下的放着碗柜里,第二天男孩经过时,就从碗里拿上几块。有的时候,碗里装的不是年糕,而是盐炒的花生米,男孩也照例,抓上一小点。
其实男孩心里明白,其实老头第一次就发现了他的小动作,可老头没怪他,反而此后一直给他留下一口吃的。男孩感激老头,也挺不好意思,虽然在老头的默许下依旧从碗柜里拿东西吃,但每次倒也不敢多拿。

那以后,男孩对老头多了一层亲近感,也更加好奇——他觉得老头不是坏人,可怎么就成了"右派"呢?他不敢跟老头说话,也不敢去问父母,最后自己偷偷摸摸地扒着老头家的窗台,向里面张望,希望从中找到答案。
老头家里的布置和男孩家里差不了多少,唯一吸引男孩目光的,是墙上的一幅油画。以男孩"越像越好"的简单标准来看,这幅画画得并不怎么好——色块和笔触简单勾勒出天空,湖水,树林,树林和湖水之间,立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,像块大石头。男孩看不清楚,因为画似乎被烧过了,树林的一侧焦黑,烟尘把天空和湖水都熏得灰蒙蒙的。
男孩还不死心,非要看清楚那一团暗色的颜料究竟是不是石头。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,额头顶上了窗玻璃。谁知道那窗子并没插上,叫男孩一顶,竟就这么向两边开了,然后就听见什么东西"啪"地一声,掉在了地上。
男孩知道闯了祸,两手一松,从窗台上下来,一溜烟地跑回了家里,身后传来老头急促的脚步和大声的呵斥——这是男孩记忆中唯一一次见着老头如此生气。

那次之后,男孩路过老头家时都是灰溜溜的,也不敢再去拿老头留的东西。然而老头倒也没再追究,原先放在碗柜里的吃食依然放在那里,依然还剩那么多,男孩不拿,老头就自己再拿回去吃。
又过了一些时候,男孩见老头没再跟他生气,又禁不住嘴馋,便也恢复了之前的习惯。

此后,男孩和老头的交集依然仅限于碗柜里的那碗吃食。有的时候,男孩还会大着胆子去扒老头家的窗台,只是再不敢离窗户太近,只是小心翼翼地向里面望一眼。很多时候,他看到老头坐在屋子里,望着墙上那幅灰蒙蒙的画出神。
那画究竟有什么好看的?问题从男孩脑海中一闪而过。

男孩三年级时的那个秋天,主席去世了。举国哀悼,街巷里哭声一片。学校的广播里也放了哀乐,消息播出来的时候,老师们都哭了,有的同学也跟着哭了。男孩哭不出来,便把头埋在书桌上,用手指沾了唾沫,偷偷在脸上画了两条泪痕。
那天回家,老头家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,男孩用扒着窗台,从窗帘缝隙间向里看,用力过猛了,头"咚"地撞在了玻璃上。老头听见动静,走过来,给窗帘重新拉好,不留缝隙。
不过,男孩还是瞥到了一眼——老头在屋里喝酒。

又过了一个月,报上登了粉碎"四人帮"的消息。举国欢庆,街巷里一片欢腾。男孩不太懂这个,不过抓住了"反革命",那就是好事情。
放学的时候,老头破天荒地把男孩叫到了家里去,男孩有些诧异,也很兴奋。
老头在喝酒,酒瓶旁边摆了一碟盐炒的花生米,比他平时炒的分量多出不少。桌上还有一样东西,一个相框,相框里的相片上有三个人:当中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坐着,后面站着两个穿西装的男人,相框的玻璃裂了,一条裂痕把相片上的人都劈成了两半。
老头给自己倒了一杯酒,抓了一把花生米放到男孩手里,叫他吃。男孩谢过了,把花生米一颗一颗地塞进嘴里,嚼得满口生香。老头把杯里的酒喝了,吃了两颗花生米,再倒酒,继续喝,也不说话,等男孩手里的花生米吃完了,就再抓一把给他。
男孩坐在那吃着花生米,眼神来回在老头和相片之间游移——照片上的三个人都好看,但那两个男的,似乎跟老头都不太像。

"哪个是你?"男孩终于忍不住问。
"都不是。"老头回答,用手指敲了敲照片前的桌面,"我在这儿。"
"哦。"男孩点点头,低头接着吃他的花生米。
"其实后面一张照片里有我的,"老头继续说,"不过,后来好些照片都叫他们收去,都没有了。"他叹了口气,放下酒杯,隔着开裂的玻璃摸了摸相片,手指在一个男人脸上多摩挲了两下,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画,又拿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

外面的大门又开了,有人进来,脚步声一路进了男孩家。老头叫男孩回家。男孩起身,依然眼巴巴地望着盘子里剩的一点花生米。老头笑笑,把盘里的花生米都抓给男孩,开门叫他回家。

过了大概一年半多以后,老头搬走了。
搬家那天,卡车和轿车就停在屋外,有人指挥着工人把家具一样一样地抬出去。老头跟在工人后面走出来,手里提着相框和油画,有人过来搀他,他摆摆手说不用。
男孩站在自家门口看着,在老头出来的时候跟他说了声再见。老头停下,对他微笑。
男孩在低头的时候终于完全看清了那幅油画——画上那黑乎乎的一块,是一座小小的木屋。

「这个故事其实有一半是真的,故事里的男孩是我爹,他对门也真的住着一个被打成"右派"的老人,偷吃年糕和分花生米的故事也真的发生过。不过,在我爹的故事里,老头给他吃花生米是在毛泽东去世那天——以示庆祝。当我把老头换成阿诚,这显然就不合适了,故事里那两顿酒,第一次算是感慨,第二次更像是告慰——我这么说,读者们大概也就猜到大哥的结局了。
我曾经觉得,老头的故事是我听过的关于那十年的最温和的一个,但现在想想,大概不是温和,体现更多的大概是那场浩劫中悲哀的一面。老头那个年纪,又能在动荡中受人保全,想来也是有些地位的——真正是一位在战乱年代坚定信仰的老党员,老学者也说不定。若果真如此,眼看着扭曲的信仰践踏自己的尊严,曾经尊敬的领袖最后变成了仇人,何其悲哀。
最后,我给了阿诚一个还算好的结局,似乎也是我爹记忆里老头的结局。不止是我偏心阿诚,更主要的是,总要有人活着,去还原那些一度被掩埋被扭曲的故事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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