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锦御

小时候，男孩一直随外婆住在乡下，直到上学之后才被母亲接回城里。那时候，十年浩劫已经进入了最后两年，男孩有幸，没见过这场"革命斗争"最凶恶的一面。但那个时候，街上还是不太平的，红卫兵里也分派别，几个派别之间斗得厉害，据说在有些街区还动了枪。
男孩家住的地方相对太平些，旁边是小学，周围住的很多也都是学校里的老师——那个时候的小学老师学历都不高，但也都还算是念过书的知识分子。大家在学校是同事，回家又是邻居，关系都很亲近。只一处不好，如果他们这些孩子有人逃课被邻居看见了，这家父母不等进家门就能知道消息。
这一大群邻居里，有一个人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这人是个老头，六十出头的样子，就住在男孩家对门——说是对门，其实男孩家和老头家就在一所房子里，一个门进出，还合用着一个厨房。
老头是个"右派"，具体是什么意思他那时候也不明白，就从小人书的故事里隐约了解到这不是什么好词——书里头，"地富反坏右"的形象无一不是青白脸色，佝偻身体，一副猥琐邪相。老头当然不是那样的相貌，甚至正好是书中形象的反面。男孩不知道老头以前是做什么的：老头向来笔挺的腰背像是军人，但身上却又带着一丝文质气息，感觉他比附近住着的老师们更像知识分子。然而，孩子们依然怕他——他们从"右派"这个他们不甚明了的词里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
男孩也怕老头，但因为他们住在一起，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倒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退避三舍。
老头大概是个挺有地位的人物，在这动荡年月里，应该也是受了保护——"右派"归"右派"，他的生活水平却是比周围人都好。当然，这是许多年以后，男孩回想起老头时所做的推测。在当时，男孩唯一注意到的，是老头吃的比自己家好。
男孩的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母亲是小学校长，工资都不算低，但在那个年月，什么都要票：粮票，肉票，奶票......每个月就那些，再多的有钱也买不到。食材本来就少，母亲也不乐意费那心思，那时候，他饭盒里装的最多的菜就是黄瓜炒鸡蛋，拿到学校里热过了，再打开就是一团黏糊糊绿油油的玩意——直到现在，他见着黄瓜炒鸡蛋依然恶心得不得了。
跟男孩家比起来，老头家里吃的东西要丰富很多，男孩记得最清楚的，就是老头经常炸年糕吃。年糕本就不是寻常人家常常能卖的吃食，更何况油炸这样奢侈的做法——油也是限量的，许多人家为了多得些油，卖肉时还专挑肥肉多的，拿回家熬成猪油。不过老头炸了年糕也不会一顿吃完，剩下的就搁厨房在碗柜里，于是男孩每次经过厨房，总是忍不住盯着碗柜，挣扎半晌。
最终，男孩还是无法抵制食物的诱惑，打开碗柜，拿了一块年糕，塞进嘴里。焦脆的外皮裹着内里软糯的年糕，油香和米香在嘴里蔓延开来，男孩舔舔嘴唇，终于忍不住拿了第二块。
碗里的年糕只剩下一块的时候，男孩终于意识到自己吃得太多，会被老头发现，可吃都吃了，还能怎样？他只能在心里祈祷，老头会把消失的年糕当成是老鼠的杰作——虽然他从没在厨房里见过老鼠。

男孩忐忑不安地进了屋，忐忑不安地坐在饭桌上写作业，忐忑不安地听着老头走进厨房，打开碗柜。
但老头什么也没说。等到他开火做饭，哗啦哗啦地炒过菜之后，他依然什么也没说，端着饭菜回房去了。

以后的几天，男孩经过老头家门口的时候，总会走得特别快，生怕老头忽然出来，质问他是不是偷吃了他的炸年糕。但老头一直没有问，仿佛他压根没发现有人偷吃。
又过几天，老头又炸了年糕，男孩经过厨房，闻着油味，吞了吞口水，也不敢和老头打招呼，逃也似的钻进了家门。
第二天上学之前，男孩忍不住又打开了碗柜：装年糕的碗还放在原处，这次老头剩的比上次还多。
食欲又一次控制了男孩，不过这回他学乖了，管着自己的嘴，稍微少吃两块，剩的刚好够盖住个碗底。
老头似乎依然没有发现。

老头和男孩仿佛形成了一种默契——老头每次炸年糕，都把剩下的放着碗柜里，第二天男孩经过时，就从碗里拿上几块。有的时候，碗里装的不是年糕，而是盐炒的花生米，男孩也照例，抓上一小点。
其实男孩心里明白，其实老头第一次就发现了他的小动作，可老头没怪他，反而此后一直给他留下一口吃的。男孩感激老头，也挺不好意思，虽然在老头的默许下依旧从碗柜里拿东西吃，但每次倒也不敢多拿。

那以后，男孩对老头多了一层亲近感，也更加好奇——他觉得老头不是坏人，可怎么就成了"右派"呢？他不敢跟老头说话，也不敢去问父母，最后自己偷偷摸摸地扒着老头家的窗台，向里面张望，希望从中找到答案。
老头家里的布置和男孩家里差不了多少，唯一吸引男孩目光的，是墙上的一幅油画。以男孩"越像越好"的简单标准来看，这幅画画得并不怎么好——色块和笔触简单勾勒出天空，湖水，树林，树林和湖水之间，立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像块大石头。男孩看不清楚，因为画似乎被烧过了，树林的一侧焦黑，烟尘把天空和湖水都熏得灰蒙蒙的。
男孩还不死心，非要看清楚那一团暗色的颜料究竟是不是石头。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额头顶上了窗玻璃。谁知道那窗子并没插上，叫男孩一顶，竟就这么向两边开了，然后就听见什么东西"啪"地一声，掉在了地上。
男孩知道闯了祸，两手一松，从窗台上下来，一溜烟地跑回了家里，身后传来老头急促的脚步和大声的呵斥——这是男孩记忆中唯一一次见着老头如此生气。

那次之后，男孩路过老头家时都是灰溜溜的，也不敢再去拿老头留的东西。然而老头倒也没再追究，原先放在碗柜里的吃食依然放在那里，依然还剩那么多，男孩不拿，老头就自己再拿回去吃。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男孩见老头没再跟他生气，又禁不住嘴馋，便也恢复了之前的习惯。

此后，男孩和老头的交集依然仅限于碗柜里的那碗吃食。有的时候，男孩还会大着胆子去扒老头家的窗台，只是再不敢离窗户太近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向里面望一眼。很多时候，他看到老头坐在屋子里，望着墙上那幅灰蒙蒙的画出神。
那画究竟有什么好看的？问题从男孩脑海中一闪而过。

男孩三年级时的那个秋天，主席去世了。举国哀悼，街巷里哭声一片。学校的广播里也放了哀乐，消息播出来的时候，老师们都哭了，有的同学也跟着哭了。男孩哭不出来，便把头埋在书桌上，用手指沾了唾沫，偷偷在脸上画了两条泪痕。
那天回家，老头家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，男孩用扒着窗台，从窗帘缝隙间向里看，用力过猛了，头"咚"地撞在了玻璃上。老头听见动静，走过来，给窗帘重新拉好，不留缝隙。
不过，男孩还是瞥到了一眼——老头在屋里喝酒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报上登了粉碎"四人帮"的消息。举国欢庆，街巷里一片欢腾。男孩不太懂这个，不过抓住了"反革命"，那就是好事情。
放学的时候，老头破天荒地把男孩叫到了家里去，男孩有些诧异，也很兴奋。
老头在喝酒，酒瓶旁边摆了一碟盐炒的花生米，比他平时炒的分量多出不少。桌上还有一样东西，一个相框，相框里的相片上有三个人：当中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坐着，后面站着两个穿西装的男人，相框的玻璃裂了，一条裂痕把相片上的人都劈成了两半。
老头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抓了一把花生米放到男孩手里，叫他吃。男孩谢过了，把花生米一颗一颗地塞进嘴里，嚼得满口生香。老头把杯里的酒喝了，吃了两颗花生米，再倒酒，继续喝，也不说话，等男孩手里的花生米吃完了，就再抓一把给他。
男孩坐在那吃着花生米，眼神来回在老头和相片之间游移——照片上的三个人都好看，但那两个男的，似乎跟老头都不太像。

"哪个是你？"男孩终于忍不住问。
"都不是。"老头回答，用手指敲了敲照片前的桌面，"我在这儿。"
"哦。"男孩点点头，低头接着吃他的花生米。
"其实后面一张照片里有我的，"老头继续说，"不过，后来好些照片都叫他们收去，都没有了。"他叹了口气，放下酒杯，隔着开裂的玻璃摸了摸相片，手指在一个男人脸上多摩挲了两下，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画，又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外面的大门又开了，有人进来，脚步声一路进了男孩家。老头叫男孩回家。男孩起身，依然眼巴巴地望着盘子里剩的一点花生米。老头笑笑，把盘里的花生米都抓给男孩，开门叫他回家。

过了大概一年半多以后，老头搬走了。
搬家那天，卡车和轿车就停在屋外，有人指挥着工人把家具一样一样地抬出去。老头跟在工人后面走出来，手里提着相框和油画，有人过来搀他，他摆摆手说不用。
男孩站在自家门口看着，在老头出来的时候跟他说了声再见。老头停下，对他微笑。
男孩在低头的时候终于完全看清了那幅油画——画上那黑乎乎的一块，是一座小小的木屋。

「这个故事其实有一半是真的，故事里的男孩是我爹，他对门也真的住着一个被打成"右派"的老人，偷吃年糕和分花生米的故事也真的发生过。不过，在我爹的故事里，老头给他吃花生米是在毛泽东去世那天——以示庆祝。当我把老头换成阿诚，这显然就不合适了，故事里那两顿酒，第一次算是感慨，第二次更像是告慰——我这么说，读者们大概也就猜到大哥的结局了。
我曾经觉得，老头的故事是我听过的关于那十年的最温和的一个，但现在想想，大概不是温和，体现更多的大概是那场浩劫中悲哀的一面。老头那个年纪，又能在动荡中受人保全，想来也是有些地位的——真正是一位在战乱年代坚定信仰的老党员，老学者也说不定。若果真如此，眼看着扭曲的信仰践踏自己的尊严，曾经尊敬的领袖最后变成了仇人，何其悲哀。
最后，我给了阿诚一个还算好的结局，似乎也是我爹记忆里老头的结局。不止是我偏心阿诚，更主要的是，总要有人活着，去还原那些一度被掩埋被扭曲的故事。」